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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代的标志•精神的符号

  作者：火锅娘娘 发布时间：2008-08-08 02:48:51

  塞万提斯的长篇小说《堂吉诃德》在世界文学史上享有极高的声誉，被誉为西班牙乃至全球范围内的长篇小说开山之作，后人从中源源不断地借鉴技巧，吸取营养。而该书中人物形象“堂吉诃德”尽管历经几个世纪，仍然被人们广泛地关注、研究，成为世界文学史上最具影响力的文学名著形象之一。

  《堂吉诃德》的成功对于塞万提斯——这个终生穷困潦倒、命途多舛的西班牙作家，是始料未及的。据说他在狱中最初构思出这篇小说，最初的写作宗旨只是为了“把骑士小说的那一套扫除干净”。然而，小说的意义却远远超过了对骑士文学的嘲讽和攻击，而成为真实全面反映当时西班牙封建社会状况的著名作品。

  16世纪末17世纪初的西班牙，具有一切腐朽封建制度的特征：剥削和宗教压迫极其残酷，官僚和贵族生活放纵糜烂，下层人民的生活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西班牙资本主义发展极其缓慢。这样的社会被堂吉诃德称为“多灾多难的时代”，“可恶的时代”。与此同时，欧洲文艺复兴的火焰也已经顺应时代的发展在西班牙土地上燃烧起来，人们强烈追求自由平等、个性解放，尤其是西班牙在地理大发现和环球航海上取得的巨大成功，人们面临一个更加广阔自由的空间，这种意识就变得更加强烈。可以说，小说是当时时代发展的产物，同时也真实全面地反映了那一个时代背景下发展的西班牙，具有典型的意义，这种意义不仅对于西班牙，还对于整个文艺复兴的欧洲，甚至对于整个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因为，西班牙在当时是一个典型的国家，具备当时文艺复兴时期一切欧洲国家的基本特征，而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无疑是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的必然产物。

  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堂吉诃德》会有如此经久不衰的魅力，因为它恰恰是一个时代主流发展的反映，怀有人们对于那个时代的特殊情结。如果说自从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在物质上给近代社会的人们带来了希望和曙光，那么《堂吉诃德》在长篇小说上给近代社会的人们在精神上带来了同样的愉悦和鼓舞。虽然当时的人们，未必能像几百年后的我们那样以一种历史发展的宏观角度去看待这部作品，但从当时人们对于《堂吉诃德》的狂热来看，说明人们已经从心里上感受到一种新奇的、前所未有的东西了，这种感受是潜移默化的，可能只停留在感性阶段，但已经触及到人们渐渐觉醒的人文意识了。

  小说的故事其实很简单，通过叙述一个穷乡绅吉哈达因阅读骑士小说入了迷，企图仿效古代游侠骑士外出漫游，并改名堂吉诃德•台•拉•曼却，还物色了邻居桑丘•潘扎做侍从。由此引出二人一系列荒诞新奇的经历。小说把矛头直接指向当时流行的“骑士小说”。这种小说，往往以英雄历经种种磨难最后成功为题材的小说，大都千篇一律，是当时一种比较世俗无聊的小说；其中鼓吹的“骑士精神”实际上是封建阶级用来加强统治的手段，因而带有浓重的统治色彩。这种沉闷单调的文学形式无疑已经无法钳制当时意识觉醒的人们了。塞万提斯反对的所谓“骑士文学”，其实可以代表当时西班牙残酷的上层统治和传统僵化的思想意识；而《堂吉诃德》的出现则反映了下层人民对于统治阶级的不满和意识觉醒的要求。尽管这种反抗的形式很奇怪，因为《堂吉诃德》本身就是一部骑士小说，实际上就是用“骑士小说”去反对“骑士小说”。笔者认为一个主要的原因，是迫于当时西班牙政府对于文学作品的钳制，不得不披上“骑士小说”的外套作为“保护衣”，于是，这种正话反说、外浮内深的写作方式反倒给人们以极强的艺术感染力：越是骑士本身，越是有发言权；人物表面越是荒诞，人们越是会去探究深层的原因。

  但一切只是表面，堂吉诃德其实是一个披着骑士外套，却做着不同于以往任何一个骑士的事情。尽管他的种种行为令人发笑和难以理解，这其实也反映了当时新兴意识的出现所面临的局面，人文主义思想的觉醒必然面临传统观念的巨大挑战，任何一个新旧交替的过程都是充满斗争与流血、曲折与反复的，这种阻碍不仅来自上层的压迫，更来自下层自身面对道路时的迷惘，毕竟这是一条前所未有的道路，一切都只能在探索中前进。于是在嬉笑怒骂间，塞万提斯真正想揭示的是这笑声背后的沉重感——一种时代赋予的沉重的使命感。堂吉诃德正是这种肩负有沉重使命感的典型人物的载体。但他扮演的似乎并不是一个纯粹的角色：他身上仍然带有最传统的骑士特点，但他已经认识到了当下社会的弊病，所以他的一系列所作所为却并不是为了维护现存的制度，而是要改造出一个理想的社会——“黄金时代”，但他又常常耽于幻想，有太多不合实际的想法和做法，这些主观的东西并不能真正地改造客观世界。于是，堂吉诃德是矛盾又尴尬的，在那样一个矛盾又尴尬的时代中，成为那个时代的一个缩影，他既可笑又可敬，既滑稽又严肃，即是喜剧人物又是悲剧人物。因为他身上所拥有的种种复杂的性格与色彩，也使得堂吉诃德成为世界文学史上最有争议的人物形象之一。

  但堂吉诃德形象真正经久不衰的原因，远远超过这部小说本身给予他的涵义。那是一个文艺复兴的时代，这是一部反映人文主义精神的作品，因此堂吉诃德这个人物是以一种真实、全面、充满人性和个性的形象出现在作品中的，是一个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不受任何政治或教条的束缚。人性是相通的，可以跨越空间与时间。堂吉诃德的复杂其实正是反映了人性的复杂，堂吉诃德所面临的矛盾又尴尬环境其实每个时代的人们都在面临，只不过每个时代的主题不一样罢了。所以，人们常常可以从这个充满人性化的典型的人物形象上找到自己的影子，不同的人思考堂吉诃德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堂吉诃德这个人物形象也因为代代人们的关注与研究更加鲜活与丰满起来。于是，“堂吉诃德”精神渐渐已经成为一种代名词，就是面对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时，所具有的类似于堂吉诃德式的想法与做法。这个名词本身又是一个可褒可贬的词，究竟是应该有一点幻想的精神还是应该理智务实，一千个人仍有一千种说法，这再一次验证了其实时时代代的人们面对新旧选择时都是一样的充满了迷惘。

  2006.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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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帖一篇对董译和杨译《堂吉诃德》的评价

  作者：光明顶 发布时间：2009-09-20 20:34:01

  《堂吉诃德》董燕生的译本可以说是近年来新出的一种一本，翻译的确实不错，读者反映不错，但他对杨绛的译本的攻击好像受到不少学者的谴责，现转一帖供大家参考。以下为转帖：

  《堂吉诃德》问世四百周年，《堂吉诃德》中译本据称多达一二十种，其中一位译者董燕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不畏前辈权威，敢把杨绛译文当反面教材”，董燕生说，“认为杨绛译本就是最好的版本完全是个误解”，“她太自信了，该查字典的地方没有去查字典”；他还批评杨绛译本中“胸上长毛”、“法拉欧内”、“阿西利亚”等译法，并指责杨绛译本比他的译本少了11万字，“可见她翻译时删掉了其中的部分章节”，最后他说：“我现在是拿它当翻译课的反面教材，避免学生再犯这种错误。”

  《堂吉诃德》中译本中发行量最大的杨绛译本，被指责为“反面教材”，已引起各方的关注。

      资深出版人李景端对此甚感惊讶，因为杨绛曾将《堂吉诃德》中一句成语译为“胸上长毛”，这在西班牙语界，有人称它败笔，也有人称它妙笔，对涉及翻译学不同诠释的学术问题，见仁见智，恐怕难有人能做出正确结论。李景端曾电话向杨绛求证，但杨绛一听说这事就批评了李景端，说：“你怎么还像个毛头小伙子爱管闲事！对那种批评，我一点不生气，不想去理它，随他怎么说吧。”

  经过“软磨”，杨绛才告诉李景端：“《文史通义》中讲到刘知几主张对文章要进行‘点烦’，要删繁就简，点掉多余烦琐的文字，翻译涉及两种文字的不同表述，更应该注意‘点烦’。《堂吉诃德》的译文，起初我也译有八十多万字，后经我认真的‘点烦’，才减到七十多万字，这样文字‘明净’多了，但原义一点没有‘点掉’。比如书中许多诗歌，可以去查查，原诗是多少行，我少译了哪一行？搞翻译，既要为原作者服务好，又要为读者服务好，我‘点烦’掉十多万字，就是想使读者读得明白省力些，何况这一来我还少拿了十多万字的稿费呢。”

  　　一位资深翻译家给记者举例：塞万提斯讲故事和用词，常常十分冗长罗嗦，适当“点烦”，确实会使语意更加突出，情节更加紧凑。以《堂吉诃德》（上册）两章的标题为例。如第33章标题，董燕生译本为：“这里讲到一个死乞白赖想知道究竟的人”；屠孟超译本为：“一个不该这样追根究底的人的故事”；杨绛则译为：“何必追根究底（故事）”。又如第35章标题，董译本为：“堂吉诃德勇猛大战红葡萄酒皮囊和《死乞白赖想知道究竟的人》故事结尾”；屠译本为：“《一个不该这样追根究底的人的故事》结束”；杨绛则译为：“堂吉诃德大战盛满红酒的皮袋，《何必追根究底》的故事结束”。仅对比第33章的标题，杨绛译文的字数，比董、屠译本少了一半或近一半，但读来并不会产生误解或歧义，反而感到言简意明。

  　　中国社科院外文所研究员叶廷芳告诉记者：“翻译绝不是一门语言的技术，而是一门语言的艺术，而艺术有时是不认规律的，诸如语法或某个词的常用词义等等。凡伟大作家的作品，都是从深厚的文化底蕴中来的，译者没有相应的文化底蕴，其译作就休想攀上原作的高度。再就文学的风格讲，《小癞子》和《唐吉诃德》都是具有巴罗克文学特征的作品。巴罗克文学在17世纪的南欧和中欧盛极一时，后被埋没，20世纪又重新崛起。杨先生那么喜欢译巴罗克小说（或流浪汉小说），她分明看到了这种非正统文学的野性基因的强大生命力及其前途。这就是文化底蕴所使然，不知董燕生看到了其中奥秘没有？”

  　　翻译家、歌德学者杨武能认为：专挑名家名译的“错儿”，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贬低他人抬高自己，是这些年译坛的歪风之一。如果发难者系无名小卒，不可理睬，以免成就其踩着名家的肩膀爬进名人堂的美梦。董燕生似非无名之辈，据理予以驳斥确属必要。

  　　“在这一事件中，董燕生有滥用职权的嫌疑。”翻译家、劳伦斯学者毕冰宾认为，“作为一个译者，董燕生怎能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这是不公平竞争！作为一名教授，他这样是滥用国家给他在公共讲坛上传授知识的权利。在法律或学术界没有普遍认可和裁定的情况下，怎么能在课堂上私自给杨绛译本定性，而且是给一个有竞争的译本定性？这是滥用教师的职权，是一种学术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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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堂吉诃德》的喜剧表达和悲剧内涵

  作者：冰酒 发布时间：2014-09-18 22:09:57

  大二辅修专业课程论文一篇，献丑了

  【内容摘要】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的长篇小说《堂吉诃德》是举世闻名的杰作，其中同名主人公堂吉诃德是一个因为迷恋骑士小说而忽视了理想与现实之间差距的“幻想者”。其中作为主人公白日梦的对象，骑士精神一词本身是充满理想主义的，但因为与现实的错位，这种精神在实施的过程中却常常产生与之相反的结果，导致堂吉诃德成为一个在现实中处处碰壁的疯子。虽然作者的创作意图是“要把骑士小说那一套扫除干净”，在文末主人公也“幡然醒悟”放弃了迷恋，但显然堂吉诃德的可贵正是在于对骑士精神的理想主义的追求。对这一梦想的放弃使得主人公一下子沦为平庸，整个故事以理想主义的激情开始，却在一片世俗化的嘲谑中结束。反讽的戏剧表达和结局的悲剧内涵构成了小说的内在张力。

  一、骑士小说与骑士精神

  即使没有仔细研读文本，所有的读者都可以指出堂吉诃德的悲剧起源就在于骑士小说的泛滥和他本人对骑士小说的痴迷。这种痴迷是如此的强烈和“非理智”以至于让他模糊掉了虚幻与真实的界限，从而开启了他荒诞的游侠历程。他的一生是如此的笑果百出以至于他不仅被小说里的众生嘲笑，也被读者嘲笑了几百年。但是，小说开始就蕴含着一个矛盾：为什么被大部分庸人视为消遣娱乐的骑士小说，堂吉诃德却当作《圣经》一般信奉呢？作为一个没落贵族的知识分子，五十而知天命的他本该早早地满足于自己平凡而庸碌的一生，他所拥有的学识和人生阅历都足以让他认识到骑士小说的精神鸦片功能，但他偏偏反其道而行。作者之所以设置这样一个背景，从主观愿望来说是要讽刺先下极为流行的骑士小说，“消除骑士小说在社会上、在群众间的声望和影响”。但是，这无疑从客观上承认了骑士小说对普通群众的巨大吸引力，以至于作者不得不将其视为进攻的堡垒。那么，骑士小说究竟有什么样的魅力，令堂吉诃德和当时西班牙的普通大众痴迷不已呢？

  我想，这主要是因为骑士小说中蕴涵的骑士精神。骑士是欧洲中世纪时受过正式的军事训练的骑兵，后来演变为一种荣誉称号用于表示一个社会阶层。而以骑士的游侠和爱情生活为题材的骑士小说，则充分体现乃至夸大了骑士身上体现出的骑士精神和骑士风度，包括对领主的忠诚，对家园的热爱，对荣耀的追求，对梦中情人的尊重……可以说骑士文化和骑士精神集中反映了一种古典式的崇高的审美趣味，将极致的优雅和极致凶猛融为一体，如同猛虎在轻嗅蔷薇。这种热血的、强劲的、进取的、生机勃勃的精神，体现了人类经历过古希腊罗马式的童谣梦呓之后，进入青春期的骚动和渴望。正是这种骚动，让骑士们有披坚执锐行侠仗义的志向，有为梦想和荣誉牺牲性命的勇气，有尊重和崇敬而不是占有女性的爱情观。因为通过小说，每个人都可能看到自己年少青春时满心渴望却又无法实现的梦想。可以说，这种潜意识的“代偿”心理，这种对青春期的向往和回忆构成了骑士小说吸引人的全部魅力所在。所以，哪怕是像堂吉诃德那样失败的、潦倒的、年老体衰的没落贵族，也可以被小说唤醒出内心蛰伏的澎湃的激情。而且，现实越是失败，他就越渴望到骑士小说中获得满足，这就是堂吉诃德痴迷骑士小说的原因所在。

  二、平庸的、“理智”的世人和残酷的、冰冷的环境

  那么，秉持着如此崇高风度的骑士小说，何以被作者当作洪水猛兽，乃至到了不得不创作《堂吉诃德》来大加批判呢？ 前文说过，骑士小说很容易唤醒人们对早已逝去的青春期的回忆，然而，生活中的大多数人仅仅止于望梅止渴画饼充饥这一步，当这种压抑的激情通过小说释放出来的时候，他们也就满足了，继续在残酷的现实中挣扎求生。对他们来说，骑士小说是名副其实的精神鸦片，唯有这一时的快乐能让人暂时忘却这卑微而苟且的生活。正是因为看到了骑士小说的麻醉功能，让作家塞万提斯决心创作一篇“要把骑士小说那一套扫除干净”的小说，这才有了不朽名作《堂吉诃德》的诞生。

  然而，作者主观的创作意图和他笔下呈现出来的作品之间就在这个问题上产生了分歧，这就导致后来的读者在解读《堂吉诃德》时解读出了和作者原意大相径庭的意味。

  翻开《堂吉诃德》，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和骑士小说笔下全然不同的世界。堂吉诃德一次次的游历，一次次的失败，其根本原因，就是他没有意识到，他所处的时代已经不是骑士小说中所描述的时代了。象征着无上荣光的城堡被一个破旧的村庄代替，生活在其间的是一些没什么理想甚至否认理想存在的平庸的凡人，苟且的琐碎的生活构成了他们所有的物质和精神生活，他们干脆连做白日梦的兴趣都没有了。这才是真正的悲剧，是堂吉诃德代表的古典精神的悲剧，也是作者塞万提斯代表的文艺复兴时启蒙者的悲剧。因为对一个彻底麻木的灵魂来说，审美的感悟力是全然阙如的。他们即看不出骑士精神的伟大的崇高，也看不出作者所期待的人文精神的诗意的美丽。对他们而言，这两者都是病态的、荒谬的，是疯子在胡言乱语。

  他们爆发出一阵阵尖利的、冷酷的嘲笑，是对堂吉诃德执着追求的骑士精神的最大攻击。古典时代的崇高美在这里仿佛被哈哈镜照射一样被扭曲成无比怪异的姿态，以至于每一个“清醒”的、“理智”的人都可以笑上几声，再踹上几脚。最可怕的是，他们不但不反省自己的庸俗和卑怯，还十分自傲地对堂吉诃德横加指责，甚至到了强硬地铲平堂吉诃德身上体现的骑士精神的地步。可以说这种盲目的自傲和与之伴随的惊人的文化铲平主义是最令人毛骨悚然的地方。一个不允许“异端”存在，而本身又腐朽不堪的社会，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丧失掉内部的生命力，避无可避地滑向毁灭的命运。

  近些年国内一些学者将堂吉诃德与孔乙己和阿Q的形象进行比较，看起来似乎风马牛不相及，但实际上这种可比性是有一定基础的。斯宾格勒在他的名著《西方的没落》中提出文化是生命的一种象征性的表现，它和生命一样是活生生的存在，会产生，也会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对历史和生命奥秘的探寻必须透过这些象征和图像来进行，因此要通过“观相”的方法，从心灵视角出发，揭示出不同地狱不同时期的文化现象在各自的“文化生命”中所具有的同时代的特征。用他的理论分析，我们可以说堂吉诃德和孔乙己、阿Q是“同时代的”，因为他们都置身于一种文明的末日图景之中。其实真要说起来的话恐怕堂吉诃德跟贾宝玉还要像一点。他们所处的都是贵族精神没落，平民精神逐渐抬头的时代，或者说正处在一种古老的伟大的高贵的文明正在趋于没落的黄昏。这个时代最重要的特点就是旧有的价值观念、伦理观念和审美观念正在被新兴的思想和伦理所替代，随之而来的是旧伦理、旧文化的无所适从。堂吉诃德和贾宝玉还能沐浴到一点点古典美学的余晖，而到了孔乙己和阿Q，只剩下一片虚无的黑暗。他们经历的恰好是新旧文明转换时的空窗期，旧的信仰和价值已经崩溃，新的标准却依旧难产，与之伴随的是普通民众在精神上彻底的空白，在行动上惊人的迟缓，在审美上惊人的麻木，而堂吉诃德所处的社会，就是如此。

  所以，我们不难理解这种时代的错位感带来的一种独特的反讽效果。从表面上看，作者要讽刺的是沉湎于没落文明不可自拔的堂吉诃德，但实际上在这种古今对比中我们不难看出嘲笑堂吉诃德的人才是真正可悲的人，同样也是被读者嘲笑的人。因为，对一个彻底扭曲的世界来说，真正病态的不是堂吉诃德，恰恰是这个社会。而社会要做的，就是铲除堂吉诃德这个异类，让他同样习惯于这个扭曲的世界。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从唐吉可德的结局中读出了悲剧的内涵，因为最终堂吉诃德身上的贵族式的强健随着他肉体的死亡而消失了，他心灵深处贵族式的勇敢、进取、自尊乃至自恋随着他“迷途知返”式的整个抛弃了骑士小说而宣告终结。这是一场从肉体到精神的彻彻底底的败北，堂吉诃德的诞生是古典精神的最后一次不太体面的回光返照，而他的死亡则寓言了骑士精神的终结。一种具有审美意味的文化在一片平庸人的胜利中轰然倒下，以至于后来的读者常常笑着笑着就泪流满面。

  三、思想上的“巨人”，行动中的矮子

  显然，仅仅将骑士文化的没落归咎于社会而将堂吉诃德当作英雄也是不恰当的，因为在这场寓言般的没落中，堂吉诃德带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毕竟内因才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

  毫无疑问堂吉诃德是整个古典主义文学中最复杂、最有争议的人物形象之一，对于一部“喜剧”而言这是很特别的。因为就传统的文艺理论来看，喜剧的主角一般是“扁平人物”，在他们身上不需要多少人性的挣扎，只需要引人发笑就好了。相反，悲剧所体现的命运的冲突和性格的悲剧却必须通过人物丰富的内心世界得以一一呈现，所以主角通常是比较复杂的“圆形人物”。所以，当年近半百、骨瘦如柴、头小腿长，形似鹳鹤的堂吉诃德穿着一身不伦不类的盔甲跨着他那匹细长瘦弱、皮包骨头的老马突兀地出现在这一片落日的余晖中时，人们从他身后狭长的阴影看到的是骑士精神最悲怆的句号。

  前面我们简单地交代过，骑士精神是人类青春期的象征，它的直观体现就是一群风华正茂、身强体壮、行侠仗义、名扬海外的骑士。当这样一个名号被一个老头占据的时候，本身就说明它已经没落到何等可悲的地步。肉体的年迈孱弱和骑士精神要求的青春刚健是有根本矛盾的，只有那一身皮包骨头的躯体好歹还残留着“瘦死骆驼”的尊严。因此，堂吉诃德要想恢复骑士时代的荣光，从生命力上说，已经是不可能的了。当他一心想要战胜风车时，他老迈的身体根本无法战胜这个没有生命力的庞然大物。一个将要死去的生命竟然连已经死去的东西都不能战胜，他还怎么去战胜一个活生生的充满野性的怪兽呢？所以说，堂吉诃德在行动上是个不折不扣的“矮子”，他的失败在没有出发的时候已经注定。

  但是，堂吉诃德之所以成为堂吉诃德而不仅仅是阿隆索·吉哈诺，就是因为他的出发。堂吉诃德和当时的所有人都不同，他最大的疯狂就是别人当作消遣的东西，他当真了；别人不敢做的事情，他真的去做了。我们固然可以说他的出走游历是受到骑士小说的蛊惑，本身带有非理性的“白日梦”的色彩，但恰恰是这一行为暴露出他性格深处孩子气的一面。虽然肉体是风烛残年的老人，但他的心灵还保留着对童年对青春的向往，这是他能够被骑士小说引诱和煽动的原因。在这里，世俗的逻辑败给了内心的渴望，让他不顾世俗愤然出发，去追求一个镜花水月的梦想，百死不悔。带有“追梦”气质的游历，使整个故事有一种童话色彩，也使小说充满了孩子气的欢乐的“嘉年华”的气息。每一次的行侠仗义也好，失败打击也好，都被诉诸笑容，善意的，嘲弄的，讽刺的，冰冷的，始终是笑，各种各样的笑。这些笑容组合在一起构成了文本的喜剧表达，构成大家一起看小丑的欢乐氛围。

  值得说明的是，孩子气在堂吉诃德身上既体现为善良、有同情心并且善于幻想，又体现为鲁莽、冲动、做事不考虑前因后果。一个思想成熟世故的成年人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必然会进行一番道德判断再审视一下利益得失，就是该不该做和能不能做，因为这是商品社会交给我们的为人处世之道。但是堂吉诃德不同，他是个做事全然不考虑后果的人。善意的出发点和越来越糟的结局是构成小说喜剧手法的另外一个元素，简言之就是“好心办坏事”。总之，骑士精神的教条被他矢志不移地奉行，但其结果却反而成为人们攻击他的借口。智谋上的短处使得他成为名副其实的“行动的矮子”，但文章的乖谬就在于，一旦他的理智让他足以世事洞明，他就根本不会成为堂吉诃德了。是他的孩子气成就了他，也是他的孩子气毁灭了他。从此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并没有一味给骑士精神招魂，因为他实际上已经承认，这种精神只属于过去，是无法适应未来的。

  堂吉诃德的存在是一个伟大的象征，它虽然不具备浮士德那样创造的伟大，却展示了没落的崇高。他身上体现的骑士精神就是一种贵族精神，这种精神就起现实性而言是喜剧的，但就其隐喻而言是悲剧的。作者要彻底扫除骑士小说，并不是否定骑士精神，而是反映他作为一个人文主义者的价值观念：将社会的公平和人类的幸福寄予少数人的行侠仗义替天行道实际上是不可行的，充其量只能算“侠以武犯禁”。唯有唤醒沉默的、麻木的大多数民众，使他们从心灵上感受到人的觉醒，沐浴到人文主义之光，才有可能创造一个崭新的世界，而这一步，是通过《浮士德》中的主人公走出书斋得以实现的。

  《堂吉诃德》的伟大之处，正是在于他为一种古典精神画上了一个意犹未尽的句号，同时也为启蒙运动留下一片可以耕耘的土地。对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家而言，“复兴”远远不是目的，仅仅只是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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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吾荐 发布时间：2021-04-27 16:15:20

  在开始为《堂吉诃德：插图典藏版》的编辑工作做一番小结之前，我，一个重度强迫症患者，想先就这个书名说两句题外话。

  首先，“堂吉诃德”的“诃”跟“契诃夫”的“诃”、“摩诃婆罗多”的“诃”一样，读hē，不读kē。在现代西班牙语里，这个名字写作don Quijote，其中j的发音与汉语拼音中的h接近，中译名便由此而来。其实塞万提斯创作时是写作don Quixote的，在那个年代，x的发音与汉语拼音中的x接近，无怪乎法语、意大利语等语言中，吉诃德分别写作Quichotte、Chisciotte（英国大作家萨尔曼·鲁西迪前年出版的新作便按法语拼法取名为Quichotte）——如果从古卡斯蒂利亚语发音翻译，就会是“堂吉肖德”了。

  其次，“堂”是西语中对男性的尊称（可以理解为“先生”，但比“先生”更加高贵），不是姓名的一部分，所以应连写，而不宜用中圆点（规范的标点符号学名叫“间隔号”）和姓名隔开——“吉诃德·先生”，看上去终归有些别扭。大名鼎鼎的唐璜（Don Juan），其实也可译为“堂胡安”，相当于英语里的“约翰先生”。当然，按照某西语词典的说法，“堂”和“唐”都是旧译，don宜用更接近西语发音的“董”来音译——不过，“堂吉诃德”已经约定俗成，不管是本书译者董燕生先生（不对，叫“燕生先生”就行了，“董”就是“先生”）还是我，大概都不会接受“董吉诃特”这个更接近于西语读音的新译名。对了，关于“堂”和“唐”的选择，我更喜欢“堂”，因为“堂”在中文里有“在外表、举止或言语上表现出尊严”的意思（如“堂堂”“堂皇”），用作尊称可谓天衣无缝。

  选定译本

  董老上世纪90年代接到翻译《堂吉诃德》的邀请时，并不是当即就接受了，而是考虑了一段时间才签的合同：“如果我觉得能力不够，我的翻译达不到现有的译本水平，何必做这个无用功呢？”

  当我接到任务，需要重出一版《堂吉诃德》时，我的想法跟董老类似：“如果不能超越现有的版本，而只是做意义不大的重复出版，我又何必浪费自己本可以用来编其他好书的宝贵时间呢？”

  第一步，选定译本。在此之前，我已经不知不觉地做好了准备工作——几种主要的《堂吉诃德》中译本（杨绛、董燕生、孙家孟、屠孟超、唐民权、张广森、刘京胜），我已在从业的若干年里，悉数收入囊中。我又从网上购入西班牙皇家学院（Real Academia Española，又译为“西班牙皇家语言学院”，是全球规范西班牙语的最高机构）于2015年出版的“400周年纪念版”《堂吉诃德》西语原著，并下载了英、法、意、葡等译本的电子版作为参考。器已利，事可善也。

  我随机抽取了书中的某些段落，以西语原版为基础，并参照其他几种外语译本（毕竟，我没学过西班牙语，我做西语书的编辑高度依赖西语词典，看英、法译文则相对轻松很多），锱铢必较地对比这几种中译本。坦白地说，在放大镜的审视下，没有哪种译本称得上尽善尽美（这是好事，至少我有超越现有版本的可能性了），也没有哪种译本差到一无是处（甚至于某些总体而言欠佳的译本，在个别地方还有胜出之处）。有的译本准确归准确，但译者比较学究，遣词造句总给人一种端着的感觉，仿佛为游侠骑士穿上了青布长衫；有的译本潇洒归潇洒，但得其神而忘其形，省译、漏译的地方不算少。再三权衡之下，我选定了董燕生译本，这是在我看来在信、达、雅诸方面取得了最佳平衡的译本之一；最重要的一点是准确，这将为我这个半吊子西语编辑省下不少功夫。

  我通过我的译者朋友S老师辗转拿到了董老的联系方式（邮箱、座机、手机）。对社恐而言，电话是万不得已才打的，于是我发了邮件，静等回复。等了几天，没有动静，而我的上一本书业已编竣，三天之后将迎来国庆长假（加班看稿黄金周），此时不出手，更待何时？我在9月29日（塞万提斯的生日）晚上，拨通了董老家的座机。接了。诚惶诚恐地交谈了一阵。不多时，我的邮箱里收到了他发来的两部译稿。他还把他的微信号主动告诉了我，让我加他。

  好了，开始干活吧。

  修订译文

  董老在译后记里提到：

  《堂吉诃德》自20世纪20年代介绍到中国，已经数易版本，译文质量自然是逐步提高。但是随着社会的变革、语言的发展和审美情趣的不断更新，为使《堂吉诃德》在当代中国赢得更多的读者，直接从西班牙语，按当代人的口味重译的要求势在必行。

  距离董老翻译《堂吉诃德》已经过去了四分之一个世纪，社会加剧变革（从PC时代到互联网时代，再到移动互联网时代），语言飞速发展（诞生了很多新词，而一些早年间还显得新潮的词语已然变得古早），审美情趣脱胎换骨般地更新（20世纪90年代的先锋之人、前卫之举，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已经稀松平常），但译文还停留在二十多年以前，几乎没有做过太多的修订。

  塞万提斯的原文亦庄亦谐，董老的译文亦步亦趋，“严格采用现代汉语普通话，但根据原文穿插的仿古措辞和俚俗语言，做相应的上下浮动”，经受住了时间洪流的冲洗，没有做伤筋动骨的修订的必要。但随着互联网的兴起，文学艺术走进普罗大众，大家对于规范化的译名有了更统一的认知。董译本的修订工作，很大一部分精力便花在更新译名上面。

  比如，第一部序言里的Preste Juan，董译“胡安祭祀王”（其余译本作“祭祀王胡安”“国王胡安”“教士国王”“胡安长老”“约翰长老”等），其实他并非伊比利亚土生土长，可以溯源至东方，在英语中被称作Prester John，我便按通行的译名改为“祭司王约翰”。“约翰”/“胡安”的问题不止这一处，“圣约翰骑士团”/“圣胡安教团”，“施洗者圣约翰节”/“圣胡安·包蒂斯塔节”，都做了相应的修改。根据名从主人的原则，凡是西班牙本土人士，自然应按西语发音翻译；若是异邦人士，就按照其所属地区、所属语言的发音翻译。

  又如，第一部序言里的Zoílo，现行的所有译本都按照西语发音译为“索伊洛”。借互联网之便利，我查得此人即Zoilos（希腊语作Ζωΐλος），遂改为更接近希腊语发音的“佐伊洛斯”。

  再如，第一部第一章里首次出现，并在两部中出现过好几次的Reinaldos de Montalbán，董译“雷纳尔多斯·德·蒙塔尔班”（其他译本也都大同小异），此君是法兰西十二骑士之一，自然应从法语翻译。他在法语中名为Renaud de Montauban，于是便改译为“雷诺·德·蒙托邦”。

  类似于这样的译名修改不胜枚举，不再赘述，然而有一位重量级人物值得特别一提：堂吉诃德故事的讲述者、阿拉伯史学家Cide Hamete Benengeli，董译“西德·阿麦特·贝嫩赫里”（其他译本也都大同小异）。《堂吉诃德》全书中提到此人，大都唤作Cide Hamete Benengeli或Cide Hamete，唯独在第一部第十六章里称之为Cide Mahamate Benengeli，可见Hamete是Mahamate的变体。Hamete作为一个阿拉伯人名，规范的译名是“哈迈特”（第一部第三十九章中还提到了一位Muley Hamete）；Cide实际上相当于西语中的“堂”，跟西班牙史诗《熙德之歌》里的El Cid一样，所以也改译“熙德”，以示同源；又因为Cide不是人名，而是尊称，所以其后不跟中圆点，直接译为“熙德哈迈特·贝嫩赫里”。

  如果不那么讲究，以上提到的几处也许无须修改，毕竟它们称不上错误，修改的目的只是为了趋于完美。那么董译本有没有硬伤呢？金无足赤，90万字的皇皇巨著，按照出版物万分之一的编校差错率合格线，只要不超过90个错误，都是情有可原的。我最后还真找出了三处误译。

  第一处误译出现在第一部最后一章的第一首墓志铭里：Jasón de Creta，董译“伊阿宋·德·克里特”。专有名词都用了规范的译名，还特意加注说明伊阿宋“是忒萨利亚王子，不是克里特王子”，看上去无懈可击。可是伊阿宋是希腊神话中的人物，不是法兰西史诗中的角色，这个“德”看上去甚是别扭。查“400周年纪念版”注释，原来这个de不是英语中的of，而是from，而且原诗为了平衡音节，省掉了sacó（相当于英语中的taken），实际上应该是Jasón sacó de Creta（伊阿宋取自克里特）的意思。查英、法、葡、意译本验证，好家伙，三个英译本，一个把克里特忽略没译，两个把de的意思译反了，分别译成了brought to和gave to；法语和葡语中本来就有含义相似的de，所以法译本和葡译本保留了de，对西语原版进行了形式上的拷贝，失去了参考的价值；意译本则直接省掉了de……

  求助外语译本碰了钉子，我只好看看其他中译本是怎么译的：“克里特的伊阿宋”“雅逊·德·克里特”“哈松·德·克雷塔”“哈松·台·克瑞塔”……还有一个得其神而忘其形的译本，干脆把“伊阿宋”和“克里特”都省掉不译，而以“浑身武功”大而化之地传递原文的意趣。“克里特的伊阿宋”和“伊阿宋·德·克里特”本质上可以画等号；“雅逊”的译名不如“伊阿宋”规范；“哈松”则完全是从西语读音来译，一般读者很难联想到希腊神话中那位寻找金羊毛的英雄。

  经与董老确认，“400周年纪念版”的注释言之有理，便将这一行诗改为“胜过伊阿宋取自克里特的斩获”（仍有遗憾，因为这句话字数偏多，放在整首诗里来看，不够齐整），并添加注释：“据希腊神话，伊阿宋是忒萨利亚王子，从科尔喀斯（而非克里特）取得金羊毛。”补充一句，塞万提斯写起小说来洋洋洒洒，在细节上却留有不少bug，这里将“科尔喀斯”误写成“克里特”只是其中一例，第一部第二十五章也犯过一个关于希腊神话的错误，把“忒修斯”写成“珀耳修斯”了。

  还有两处误译，因本文篇幅所限，不再赘述。

  还有一处修订，也许不应该称之为硬伤，我自认为改得很是巧妙，现分享如下。它出现在第二部第四十七章，董老原本是这么译的（括号内是西语原文）：

  “我是想说，”那人接着讲，“我那个学士儿子看上了本村的一个姑娘，名叫克拉拉·跛儿肋疠娜（Perlerina）。她父亲是大财主安德列斯·跛儿肋疠诺（Perlerino）。可这跛儿肋疠内斯（Perlerines）不是他们祖上留下世代相传的姓，只因为他们这族人都有跛儿肋疠病（perláticos），为了稍微好听一点，就改成跛儿肋疠内斯。老实讲，那姑娘还真像一颗东方明珠（perla）：看右半边简直就是地里的一朵花儿……”

  逻辑上似有瑕疵：既然为了让他们的姓“稍微好听一点”，为何又原封不动地用了并不好听的“跛儿肋疠”？此外，原文中姓的前缀“perl-”会让西语读者很自然地联想到“perla”（珍珠），中译文若不加注，光看正文，上下文就衔接不起来，叫人摸不着头脑了。

  我只能求助于其他中译本，看它们是怎么处理的。大多数是音译（“佩莱里”“贝尔雷利”“佩雷尼诺”）并加注说明，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有把姓意译为“珍珠”，把病意译为“麻痹”的，但将“麻痹”美化为中文里并不谐音的“珍珠”，逻辑上比较牵强；也有音译加意译的，比如“跛得有来历”，但这个姓并不好听，和下文的“珍珠”也无法联系起来；“蓓蕾丽”也是音译加意译，病名则被音译为“贝蕾西”，为了呼应这个姓，后面提到的姑娘“像一颗珍珠”稍做变通，改译为“蓓蕾一样美丽”。

  有没有可能在尽量忠实于原文的基础上，同时做到谐音、达意呢？为了“吟安一个字”，我开始用穷举法，苦吟“跛儿肋疠”这个姓，期待灵感突然迸发。首先突破的是“跛”——“玻”不就会让人联系到珍珠吗？有了“玻”，自然就有“璃”——“疠”的替补也找到了。“玻儿肋璃”作为姓名，这个“肋”字终究有些刺眼——何不换成“类”？“玻儿类璃”，类似玻璃，和下文的“像一颗珍珠”不是完美衔接吗？于是，这一段便改译为：

  “我是想说，”那人接着讲，“我那个学士儿子看上了本村的一个姑娘，名叫克拉拉·玻儿类璃娜。她父亲是大财主安德列斯·玻儿类璃诺。可这‘玻儿类璃’不是他们祖上留下世代相传的姓，只因为他们这族人都有跛儿肋疠病，为了稍微好听一点，就改叫‘玻儿类璃’了。老实讲，那姑娘还真像一颗东方明珠……

  甚至连注释都不用加了，一看便懂（当然，为了便于读者理解译文的良苦用心，还是简单加注说明了）。

  不得不提到的一点是，《堂吉诃德》西语初版每一章基本不分段，一气呵成，后世的各种版本，都是为读者计，人为分段的。董老的译本是在翻译底本的基础上，加入自己的理解后划分的段落。为了让我们这个新版本更具权威性，我对照“400周年纪念版”，从头到尾，1000多页，一段不落地给译文重新分了段。我花在这上面的都是苦功夫、笨功夫——因为不懂西语，都是靠字典一句一句查证每一段的起始句，然后找出与之对应的中译文，回车键，首行缩进2字符。我在重新分段上面花的时间和精力不亚于修订译名。做完这一项工作后，我也“得了便宜”，无师自通地学会了好些高频的西语单词，有些句子不需要查字典，都能大致看懂基本的意思了。

  增补译文

  说实话，董老八十多岁高龄，我本不打算惊扰。依我的性格，肯定是想不留遗憾地做好做全每一本书，但需要译者全力配合才行。不知出于何种原因，目前已有的各种《堂吉诃德》中译本，除了孙家孟译本，其余都只译出了正文，而没有把西班牙文初版中收录的9篇卷首辅文和11首塞万提斯为本书所作序诗译出；在董燕生译本的某一个版本中，译出了第一部卷首的一篇辅文（“本书定价”），剩余诗文则未译出。我小心翼翼地把这个情况告诉董老（虽未做强制要求，但字里行间确实有那么一点激将的意思了）：

  那11首诗，为塞万提斯本人所作，理当译出；其余辅文，作为这本世界名著的历史文献的一部分，若能译出，也是极好的，那么您这个译本就可称“最全”了。不过这些未译的部分，在原书中占据20页之多，尤其是11首诗歌，翻译起来还要字斟句酌，考虑格律和韵脚，翻译起来一定颇费思量；您若愿意译全，我当然求之不得，如若不译，我也不勉强，只收正文便是。

  不管是序诗还是辅文，都用词古奥，佶屈聱牙，译起来费力伤神。我所收集到的几个外语译本，大都把序诗译出来了，但英译本、意译本都未译辅文，只有法译本和葡译本译全了。董老并没有当即答应，只说考虑考虑。没想到十天之后，他交稿了：序诗译完了。

  目录中列出了10个标题，其中“掺假诗人铎诺索”为桑丘和洛西南特各写了一首，所以总共是11首诗。

  在董老接着翻译辅文的过程中，我有了一个新的发现：在2018年法译本第一部中，多了一篇APPROBATION，在其他所有版本里都未曾见过。注释说，该文本拟收入《堂吉诃德》西语初版，成书时不知何故未能刊印，直到2008年才被一位叫作Fernando Bouza的学者重新发现，这位法语译者得知后，便将其译成法文。

  那么问题来了：本着严谨的学术研究的精神，我必须找到此文的西语原文，而不是凑合着从法语转译。感谢万能的互联网和万能的谷歌，我尝试着用几个西语关键词组合搜索，竟然搜到了一篇论文，文中有一条注释明确无误地印证了法语译者的说法，还提出了该说法的出处：

  La aprobación de Antonio de Herrera ha sido rescatada por Bouza en 2008 (puede verse en Bouza y Rico, 2009, p. 15 y en Bouza, 2012, p. 12).

  我顺藤摸瓜，变换关键词搜索，又找到了一篇关键性论文——文中不容辩驳地展示了这篇散佚多年的aprobación的原文复印件（字迹潦草，还要花一些功夫辨认），还贴心地给出了原文。

  我赶紧把文章发给董老。又过了一个星期，辅文也全部译好了。于是乎，这本《堂吉诃德：插图典藏版》就成了货真价实的中文“最”全译本了。

  增补序言

  我做这本书的初心是超越现有的版本。修订不可谓不多，但零零散散地分布在正文中，普通读者不一定能感受到；补译的内容，对于大部分读者来说或许并无迫切需要，毕竟大多数人只想从故事本身中获得享受。我做了以上修订和增补的工作，如果说超越，可能也只超越了5%。我继续将两项计划付诸实践：增补一篇名家序言，并把本书做成插图版。

  “400周年纪念版”里收录了几篇序言，其中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最为中国读者所熟悉（该文作于2004年，当时他尚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除此之外，哈罗德·布鲁姆等大咖都给《堂吉诃德》写过类似于序言的文章。略萨的序言是Plan A——如果没能获得授权（毕竟诺奖作家的授权不是想拿就拿的），我会转而选择________（其实我还没来得及想Plan B）。

  我很顺利地通过业内前辈P老师拿到了卡门·巴塞尔斯文学代理公司的联系方式。在写下这封简短的邮件之前，我忐忑许久，毕竟这是那家鼎鼎大名的拥有加西亚·马尔克斯、巴尔加斯·略萨、胡安·鲁尔福、卡洛斯·富恩特斯、胡里奥·科塔萨尔、巴勃罗·聂鲁达等一众西语文学巨星的豪门，而我，整个职业生涯都未必有机会摸到他们的门槛，现在却要跟他们写信，获得授权了！

  序言的授权比想象中的要顺利许多（不用大费周章再去执行Plan B了），授权费也比较平易近人。这篇序言有十多页，译成中文恐怕超过一万字，我不好意思再叨扰董老了。通过略萨的译者H老师得知，原来这篇文章多年前就译成中文了，译者是社科院学部委员陈众议老师，他在西语文学研究领域建树颇丰。我还在读大学时，与陈老师曾有过一面之缘（他来学校做过一场讲座），眼下我竟要请他成为我的译者了——做编辑后，与许多以前想都不曾想过的老师们有了奇妙的交集，这也是这份职业带给我的乐趣之一吧。

  联系到陈老师后，他很爽快地授权了译文。我如何打磨序言的译文，如何修改译名和引文以符合我们这个版本的规范，在此不表。希望这篇出自诺奖作家的精彩序言能够给初读《堂吉诃德》的读者提纲挈领地指引方向，给重读《堂吉诃德》的读者拨云见雾般地扫清一些存留已久的障碍。

  配备插画

  文本编辑工作全部完成，下一步：寻找合适的插画。

  我这配备插画的工作是倒着完成的——人家是先相中了插画，再和文本同步制作。我是为了让图书更生动、更立体，而物色相匹配的插画来“入赘”。市面上用得最多的无疑是古斯塔夫·多雷的《堂吉诃德》插画，因为性价比最高（性：出自大师多雷之手，且数量丰富；价：公版，免费）。我既然是要做超越性的版本，那自然不能落入多雷的窠臼。

  多雷之后，不乏画坛大拿给《堂吉诃德》画过插画，比如巴勃罗·毕加索1955年创作的著名素描——然而，他留且只留下了这么一幅，远远不够。

  萨尔瓦多·达利也给《堂吉诃德》画过插画，一共30多幅，可惜只有10幅是彩图。而且他的插画曾在中国出版过，再做一版意义不大。

  我何不求助于读者？带着这个想法，我打开了微博搜索框，输入了关键词，看看最受读者欢迎的《堂吉诃德》插画都有哪些。与我预期的百花齐放的局面不同，若干条微博竟不约而同地指向了一位名叫Svetlin Vassilev的画师——他笔下的堂吉诃德和桑丘充满了一种颇具情趣和戏剧表现力的动感，让人看一眼便铭刻到了心底。一个美术类大V给出了这样的评价：

  画面既具备了现代平面构成的意识，也没有放弃传统绘画的表现力。保加利亚插画师Svetlin Vassilev的《堂吉诃德》可以说是现代插图中最好的一版，没有之一。

  不是别人说好就真好，反正我自己是特别喜欢。我毫不迟疑地打开插画师的个人网站，激动地留言，诉说了自己想购买他的插画出中文版的想法。很快（应该是第二天吧），我收到了他的邮件回复，对此表示出了极大的兴趣，并把一家西班牙出版社的联系邮箱发给我了，说是版权在那里。我本着一锤子买卖的想法和这家西班牙出版社取得了联系，没想到却成了一系列合作的开始。

  收到外方发来的完整PDF后，我又喜又忧。喜的是，Svetlin为《堂吉诃德》足足画了将近80幅彩色插画！在我所知的《堂吉诃德》彩插里，数量第一，不可撼动（国内在售的带彩插的《堂吉诃德》，最多也就30幅）。忧的是，这将近80幅彩插，并不是集中在相邻的几个印张里，而是随机分布在正文之中——这意味着，我不能只将这些插画彩印，其他内文黑白印刷，而是要将整本书将近1200页全部彩印！熟悉印刷的人都知道，彩印的成本和黑白印刷的成本不在一个数量级上。《堂吉诃德》是公版书，有无数的竞品，如果我控制不住成本，定价过高，必定造成无人问津的结局。虽然插画和文字是紧密联系的，最好放在相邻的位置以取得最佳的阅读效果，但我如果稍微动一动手脚，把插画集中到一处，可以省下巨大的成本，一般读者大概也不会有太大的意见。难就难在，Svetlin的插画并不是千篇一律的尺寸：有占据一页的，有占满左右跨页的，有横亘在页面的天头和地脚的，也有在页面左右对峙的……我如果把那些嵌套在文字之中的异形插画也抽取出来单列，就会不成体统，破坏了插画原始的趣味。

  或许，我也可以“偷工减料”，不把这些异形的插画收进中文版？反正大部分插画还是规规矩矩的尺寸，少了这些“异数”，并不会让整体效果大打折扣。

  最后，在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后，我选择了不妥协，完整保留Svetlin创作的全部插画。我从外方那里了解到，这些插画是他在通读了全书后，画了整整五年时间，一笔一画用丙烯颜料画出来的，每一个细节都饱含着他无数的心血。既然我们尊重文学，把文字忠实而完整地译出，为什么不应该同样尊重艺术，把插画忠实而完整地印出来呢？

  在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我还没来得及计算成本。豁出去了，如果成本太高，我就定个三四百块的价格，无所不用其极地往死里做成顶配豪装，印他个两三千册——不是我不想让更多读者读到这么好的译文，欣赏到这么美的插画，是条件不允许啊！

  既然我已经决定全书彩印了（用专业术语来说，叫作“四色印刷”，用CMYK四种基础色，调出五花八门千变万化的各种彩色），那书的主体——占据90%以上页面的文本，黑白印刷岂不太可惜。我要在“素颜”和“浓妆”之间取得一个最佳平衡点，既为文字增色，又不至于喧宾夺主，分散了读者的注意力。

  我主要做了三处处理：

  第一，将一级标题和二级标题改为和主色调相同的颜色（这里用到了“倒叙”的手法，因为主色调的问题要到后文才会交代；只需记住，本书分为两部，第一部的主色调是橙红色，第二部的主色调是深蓝色）。这两级标题本来就用的是笔画略粗的标宋字体，四色印刷的造成的套印误差可以缩小到几乎不易察觉的地步。

  第二，将每章首字做放大下沉处理，再改为和主色调相同的颜色。这就完美地呼应了西语初版的花体首字母。

  第三，将注释与正文之间的横线改为金色的长矛（堂吉诃德的长矛），因为本就是本书主人公的道具，所以一点儿也不显得突兀。金色的加入让原本添加的一色不再孤单，“双色”的格局与白底黑字组成了牢固的识色三角。

  双色的方案和长矛的引入也被推广到了目录、辅文页、版权页等处。多姿多彩、浓淡适中的内文就这样处理完毕。下面要谈的就是装帧设计了。

  装帧设计

  精装，这是早早就定下来的，毕竟是“典藏版”。因为也是插图版，所以插图这个最大的亮点肯定要出现在封面上。看上去，留给设计师发挥的空间不多了。其实不然，越是空间局促，越考验设计师的应变能力，越考验其“螺蛳壳里做道场”的本领。再“倒叙”一下，《堂吉诃德：插图典藏版》不是一本书出完了事，它是一整套“插图典藏版”（具体丛书名，先按下不表）的先驱，所以这本书的封面设计方案会为后续的新品种定好规范，一点马虎不得。

  我做过不少的精装书，常规的做法是内外双封，束之高阁用作收藏之用时会套上外封（学名叫“护封”），请下书柜用作阅读之用时会取掉外封，只留内封（学名叫“裱封）。双封的设计自然稳当，但这样一套精美的插图版，我希望不只是拿来做摆设的，要真正读进去，享受文学和艺术的激情碰撞，所以做了个“断舍离”的决定，去掉了常规的护封，只留裱封，轻装上阵，藏读两宜。因为只有裱在硬壳上的一层裱封做保护，读完任意一部（五六百页）要耗费不少时间，读书人的手自然会频繁地摩挲封面，造成可能的损耗，所以必须覆膜。去年我已经尝试过只做裱封，覆国产触感膜，手感相当不错，这一回就斗胆进一步升级，覆了进口触感膜。读者诸君，相信我，随你怎么把玩，这本书都可以从容地应对来自你指尖或掌间的任意牛顿的压力和摩擦力，永葆其青春的本色。

  至于具体选择哪幅插画用于封面，我不想过多干涉，把将近80幅都给设计师去挑选。她最后选了几幅，做了几个不同的方案，我几乎是下意识地就锁定了这个最终的方案，而她的选择也恰到好处，在我给出建议选了另外两幅做出来对比之后，还是她最初选择的两幅笑到了最后。

  第一部的封面插画是暖色调的，第二部的封面插画是冷色调的——这实是无心之举，却极为妥帖地诠释了贯穿《堂吉诃德》全书的亦悲亦喜的精神内涵，恰如拜伦所言：

  《堂吉诃德》是一个令人伤感的故事，它越是令人发笑，就越使人感到难过。

  在冒险故事开始的第一部，用暖色调的橙红色表现本书喜剧性的一面；在故事中人不断磨练成长以至于“叶落归根”走向人生终点的第二部，用冷色调的深蓝色表现本书悲剧性的一面，似乎没有比这更合适的组合了。

  就这样，上下两部分别确定了装饰用的主色调，上文中谈到的内文颜色设计便以此为基础展开。

  图书不止封面和内文两部分，还有很多组件可以呼应主色调。比如本书若要用书签带（虚拟语气，没有配备的原因是觉得有点多余，我做的精装书很少有用到书签带的），肯定会选择两种不同的颜色。在封面/封底和正文之间起到过渡作用的环衬，便选用了“橘红”和“宝蓝”两种原质纸。

  从最后的成品来看：完美。

  作为精装书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堵头布向来不被重视，甚至于惨遭忽略——大部分情况下，会选用最普通、最百搭的白色或米色堵头布。我这人生性不安分，喜欢在堵头布上玩花样，这样的机会岂能放过？然而时间紧迫，我没法调取各种布样来海选。可供选择的布样不多，跟环衬颜色相近的几乎没有。真是老天开眼，竟让我撞见了两款比纯色堵头布更有趣的双色堵头布：一款是红金色，恰似西班牙国旗的颜色，跟第一部的橙红色很搭；另一款是蓝白色，跟第二部的深蓝色很搭。

  从最后的成品来看：确实很搭。

  去年底在和印务聊到这本书的时候，我提到这本是四色印刷，有很多彩色插画，不宜用轻型纸（我已经依赖轻型纸两三年了，优点是轻便，尤其适用于厚书）；又因为不是绘本，且页数惊人，不可能不计成本地用特种纸（我没算过用特种纸成本会高到多少，估计定价要翻一倍还不止）。是否有性价比高的纯质纸呢？可我之前用过的纯质纸都不是顺纹的，翻看起来会特别费劲。印务同事回复我，这问题好解决，可以订购一批顺纹的纯质纸囤着，想用时就用得上。所以说首印的这一批《堂吉诃德》，用的是去年底就已经提前囤好的顺纹纯质纸——当然，并没有远离纸价上涨的旋涡而独善其身，结算时依据的是四月份的最新纸价……拿到成品，可以180度毫不费力地平摊阅读，爽死了。

  装帧设计环节到这里就讲完了。

  趣味周边

  一般而言，一本书到这里也就做完了。但要让一本17世纪初的文学经典受到21世纪的年轻读者的喜爱，且不负我超越现有版本的初心，似乎还少了点什么。做书做了这么多年，我素有“不务正业”的“前科”，始于做“书”，却不止于做“书”——我做过的图书周边包括最常规的明信片，稍微不那么常规却也尚未脱离纸制品范畴的贴纸，不算太常见的用橡胶制成的冰箱贴，同样不算常见的薄片状的金属书签——受制于定价和成本（之前做周边的图书，定价都在100元甚至50元以下），可发挥的空间不大。

  前面说过，我最低的目标是把这本《堂吉诃德》做成定价“三四百块”的“顶配豪装”，那么为制作周边匀出的成本绰绰有余。第一时间便有这么一个灵感钻进了我的脑袋：做书立！堂吉诃德和桑丘正好可以做成一对，异型模切，左右侍立，完美！

  这时的我满脑子奇思异想，仿佛堂吉诃德附体，双脚已经脱离了大地。等我回过神来，才想起核算成本，看到底能不能做成。面对还算没有高到离谱的成本，我突然心生希望：也许还可以稍微挽救一下，把定价控制在200块钱以内，秉着薄利多销的原则，用性价比去赢得更多的读者。于是我把预定价设为198元，开始根据电商的最低发货折扣，一个点一个点地抠，保证不亏损甚至略有盈利即可。在淘宝上搜索了一圈定制金属书立的价格，贵得离谱，显然做不成了；退而求其次，搜了搜亚克力书立的定制价格，同样做不下来。（彼时我还没考虑包装问题，如果买书送书立，恐怕只有我社仓库直发的直营渠道做得到，那数量便会屈指可数了。）从亚克力书立想到亚克力手机架，从亚克力手机架想到木质手机架……我那几天一直泡在淘宝上，搜索，比价，一个个新点子诞生，又因为成本太高或者效果不佳，一个个方案被舍弃。

  之前做过冰箱贴和金属书签，对这两样东西的制作成本比较熟悉，大致是做得下来的。但我又不想重复。我把书中那将近80幅彩色插画过电影般来来回回地端详揣摩，寻找它们与可能的周边产品的结合点。冰箱贴是可以做的。以前做的是橡胶冰箱贴，适合于用线条和色块表现的图案；斯韦特林的插画细节丰富，层次感强，可以用滴胶工艺。在和冰箱贴店主讨论之后，他觉得可行，我就把下面这幅插画发给他，请他把堂吉诃德骑洛西南特的图案给抠出来，打样看看效果。只能说缘份未到，此时这家厂子正值多事之秋，人手匮乏，和我的沟通很不顺畅，到规定时间也没把打样做出来。因为我有了更好的方案（下文马上提到），就放弃了做冰箱贴的打算。

  我在之前定制过两次金属书签的淘宝店里逛，发现他们不光会做薄片式的金属书签（夹在书里），还会做立体式的金属书签（卡在书脊上）。既然想有所创新和超越（至少以自己为原始坐标），何不试试立体书签？问了店主价格，尚在可接受的范围内，便请设计师以斯韦特林的插画为基础，设计书签上的图案。

  书签很快就设计好了（至于它们分别脱胎于书中哪两幅插画，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自己找找看），形状是盾徽，做成徽章也不错哦。我小范围地征求了同事的意见，又大范围地征求了豆瓣友邻的意见，发现大家更喜欢徽章。我问店主徽章的报价，竟然比立体金属书签还要低（毕竟用料更少嘛）。于是，做好的这两个设计图，摇身一变，从书签变成了徽章。

  在徽章打样之前，我从店家提供的镀金效果图里选了亚金和古青铜两种，背扣则选了蝴蝶扣和磁铁扣两种，到手后再比较。

  随后便是漫长的等待。做徽章，最复杂的工艺环节是点漆，需要点漆师傅一点一点地去完成，所谓工匠精神，诚哉斯言。等了差不多半个月，终于收到了店家寄来的打样。仔细比较之后，我决定把堂吉诃德徽章镀亚金，命名为“黄金骑士”堂吉诃德，毕竟他心心念念的就是属于骑士的“黄金时代”；把桑丘徽章镀古青铜，命名为“青铜仆从”桑丘，更符合他粗鄙的农夫身份的人设，也和他“高贵”的主人拉开差距。徽章背面做成磨砂效果，更显精致。背扣当然是磁铁扣更好，磁铁和徽章主体可以自由分离，不管“扣”在哪里都不会伤及依附物，而且徽章背面没有任何多余的东西，平平整整，就算磁铁丢了，留下徽章主体作为小玩物收藏也是极好的。磁铁扣比蝴蝶扣要贵出一大截，不管了，这个成本不能省。

  为了更有仪式感，还得给徽章找一个依靠：做一张双面印色的卡纸，把徽章固定在上面，再装袋。联邦走马和豆瓣做的徽章都很精致，也配备了卡纸，本书受其启发，在此致谢。卡纸的设计方案形似扑克牌，堂吉诃德是黑桃D，桑丘是红桃S，都是他们西语名字的首字母。

  徽章成品的颜值很高，让人爱不释手。

  也做了常规的明信片作为随书赠品，在此一笔带过。

  明信片夹在书里，两部一起塑封，发货不成问题。徽章厚度有5mm，而且是金属材质，不能沿袭以往处理冰箱贴的方式，将它们粘贴在封底或书脊或切口或其他任何与书毗邻的地方——即使不遭遇暴力物流，在经过了十万八千里的长途迁徙后还能完好无损地来到读者手中，想想都不可能。用泡沫袋也不安全，徽章放在任何部位，都会导致图书表面不平，难免磕碰挤压。于是，我动起了做盒子的主意——也是到这个时候，我才知道这种快递行业使用很普遍的盒子叫“飞机盒”。

  中世纪的骑士堂吉诃德，就要佩戴好专属于他的精致徽章，坐上诞生于20世纪的“飞机”，飞往中国的千家万户了。

  为了让飞机盒更加合身，我们耐心等候，直到《堂吉诃德》样书和徽章到手，才请厂家根据实物量身定做。既然是定做，就还是在盒盖上印点什么吧：书名，作者，出版社，条形码……咦，何不来点花样，让读者可以享受DIY的乐趣？比如，将这部“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文学作品”送给________心目中最________的________。如果请堂吉诃德本人来填写，他一定会这样写：

  将这部“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文学作品”送给堂吉诃德·德·拉曼却心目中最美丽的杜尔西内亚·德尔·托博索。

  到这里，这本书才算真正“做”完了。做得如何，就有待读者们的检验了。

  哦，忘了交代非常重要的一点：在新书印前征订的环节，预定价198元让发行的老师压力山大。即使我以几家友社从去年底到今年春陆续推出的几本插图典藏版名著为例，证明我们这本《堂吉诃德》已经是罕见的低价，仍然改变不了目前市面上定价最高的《堂吉诃德》只有128元的事实——虽然有且仅有我们这本《堂吉诃德》是四色印刷的，成本一骑绝尘。在反反复复精确测算，确定定价168元且以4折发货也不会亏本的情况下，我咬咬牙把定价砍掉了30元。由此带来的后果是：原计划全渠道随书附赠的周边，变成了特定电商的限量赠品，而且除我社直销平台慷慨赠送全套周边外，其余附送徽章的电商也变成了随机赠一。击穿底线的低定价让我不敢再大手大脚。希望这个充满诚意的让利能为本书赢得更多的读者。

  在结束本文之前，我想通过以下两点说明，向被许多现代作家赞不绝口的《堂吉诃德》的中国套盒式结构致敬。

  如果把这部《堂吉诃德：插图典藏版》视作最里面的一个套盒（作品本身就是一个一层套一层的套盒了），那套在它外面的是一个叫作“经典看得见”的小书系，本书是第一本。把古往今来的文学经典配上知名艺术家的彩色插画，让经典不止被“读到”，更被“看见”，这是我们做这一套书的初衷。

  套在“经典看得见”这个小书系外面的，是一个叫作“拿云志”的新出版品牌。这套书的后续如何，先卖个关子（友情提示：从英文名上找线索）。

  各位，就说到这里，我跟随堂吉诃德拿云去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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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疯子”

  作者：近猪者痴 发布时间：2006-08-23 17:04:54

                                        ——堂吉诃德和塞万提斯

      堂吉诃德，作为一个文学形象，与近代的哈姆莱特，古代的普罗米修斯一起，矗立在文学的奥林匹司山上。几个世纪以来，无数文人学者在堂吉诃德身上抽取了深刻的内涵——即作为一个人，对理想的不可思议的执著。但那都是别人的看法，我自己又从中读到了什么呢？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

     我一直在想堂吉诃德所追求的理想本身的合理性。对于理想的执著固然可贵，但它首先必须是可能的。我身边并不缺乏这样的追求者，他们同堂吉诃德一样，在他人怀疑和不解的目光中坚守心中的一份信念：一个七旬老人独守屈子庙，并将毕生积蓄拿出来办了个“屈原学堂”，一个战士在杳无人烟的边境线上站岗，孤独地守卫一个界碑。可是，他们的行为都是有实际效用的，老人守庙，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坚持和感召，战士守疆，是保卫国家的需要。那么，堂吉诃德的游侠行为产生了什么意义呢？他和风车战斗，向狮子示威，任何一个人只要不承认他心中的杜尔西内娅小姐，他就义无返顾地扑上去。即使对方人高马大，他也面无怯色。他是准备好随时将性命豁出去，献给伟大的骑士精神。然而他的行为是无效的，不能产生任何实际的结果。一个人如果执拗于一个没有意义的行为，我们管他叫疯子。堂吉诃德就是一个疯子，他心中装着骑士道，便将现实的一切也看作了想象的骑士世界：长着麻脸的村姑是举世无双的美人杜尔西内娅小姐；风车是舞着爪牙的巨人；客店老板是高贵的公爵……我们可以称这种幻想为“妄想症”，在现代医学上这是一个精神病患者无疑。可是堂吉诃德又表现出部分的清醒。只要不谈骑士道，他就是一个完全的正常人，而且是一个教养极好，通晓事理，颇有见地的绅士。可一旦触及他的理想，他就又变成了一个十足的疯子。

       那么塞万提斯为什么要写一个疯子呢？他在其中寄寓了多少自己的理想呢？

      首先可以肯定的是，塞万提斯是一个大才子，早年曾跟随红衣主教到意大利接受过人文主义教育，凭着出色的才学，他可以在社会上牟一份好职业，为何在青年时代又参军呢？我想，他是带着年轻的豪迈和必胜的决心加入战争的，在战争中他负了伤，成了残废，这种狂热在他笔下的堂吉诃德身上得到了放大。塞万提斯被锊为奴隶后，曾经组织策划了奴隶大逃亡，后来被奴隶主发现，没有成功。他为什么不一个人跑掉了事？想必是骨子里的英雄主义和强烈的正义感仍然炽热，并没有因为战争的结束和自己的伤残而减少一分。这次逃亡以后，塞万提斯竟没有就此收手，紧接着他又组织了第二次和第三次的逃跑，他真是一个不怕死的人。奴隶主最后竟也没有杀他，原因不详，于是《堂吉诃德》中译本的译者杨绛推测说大概是奴隶主被塞万提斯的正气所震慑了吧。这样的幸存，塞万提斯自己说：“感谢上帝的保佑。”

     在这一点上我们看到了堂吉诃德和塞万提斯共通的地方。他们似乎都不以生命为一回事，将性命完全交给了理想去裁决——失之，我命；得之，我幸。在堂吉诃德身上，我看到了塞万提斯的影子，这种狂热的追求是塞万提斯一生不能舍弃的根本。虽然堂吉诃德在小说最后说：“骑士小说都是假的，荒谬的。”塞万提斯在晚年却用十余年的时间写成了《堂吉诃德》，足以证明在经过坎坷穷困的生活后，他心中的火焰没有熄灭，反而燃烧得更旺了。

     在《堂吉诃德》中，我看到了两个疯子，堂吉诃德和他的创造者塞万提斯，他们身上有一种疯子精神，虽然我并不认同堂吉诃德的无效行为，但我仍能感到他们像一把红日的余晖，烛照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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